法推广到户部，同样的工作，或许只需要一半的人力和三分之一的时间，数据的准确性也能大大提高。

这意味着朝廷的决策可以更加及时、更加精准，而对于一个疆域潦阔、人口众多的帝国来说，每一点效率的提升，都可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力。

当人们习惯了这份变化，也感受到了算学，乃至其他学科带来的效率的变化。

那么实学的地位，也会水到渠成，水涨船高。

当然，吴晔也清楚，这一切不会一帆风顺。

那些靠经义晋身的士大夫们，不会轻易让出话语权。

他们会说，算学是小道，经义才是大道；他们会说，重实学会让读书人变得功利，失去修身养性的本心；他们甚至会说，这些东西都是“奇技淫巧”，会动摇国本。

但这些话，吴晔听得太多了，早已经不痛不痒。

他们无法违逆历史的潮流，自然科学必然会找到应该来到它应该有的位置。

但在这之前，吴晔应该头疼的，是如何制定一套选拔伎术官的方法。

想到伎术官，就会想起王安石那场变法。

王安石当年推行新法，并非只盯着青苗、免役、方田均税这些经济层面的改革。

他对人才的选拔，同样有过深刻的思考和激进的尝试。

熙宁四年，王安石力主改革科举，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策论取士。

与此同时，他还在太学中推行“三舍法”，试图以学校的日常考核取代一次性的科举考试，从而选拔出真正有实学的人才。

不止于此。

王安石还曾上书神宗，提出过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一设“明法科”，

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设“武举”，选拔精通兵法的人才；

甚至在地方上设立“学官”，专门负责教授农田、水利、算数等实用知识。他理想中的官僚体系，应该是由一群通晓实务的实干家组成的，而不是那些只会吟诗作赋、高谈阔论的空谈客。

可以说，在实学的领域，王安石其实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甚至不亚于他和赵佶恐吓百官的想法。为何百官会被赵佶的想法吓到，不是说改革科举这种事，他们害怕。

而是有个人，曾经真的想要改变科举，将实学充分下放到宋朝的方方面面。

最激进的改变，王安石都已经提出来了，反而是吴晔如今的做法，显得小家子气。

然而王安石的失败，恰恰给了吴晔最深刻的教训。

王安石输在哪里？

输在他太急了，输在他想把整个旧世界在一夜之间推翻重建，输在他低估了士大夫阶层的轫性，也高估了神宗的决心。

当旧党势力反扑时，王安石才发现，他培养起来的新党人才，大多只是依附于他的政治投机者，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实干家寥寥无几。

等到他失势，那些投机者一哄而散，新法也就随之灰飞烟灭。

蔡京，不就是打着新党的名义崛起，却也将王安石的理念抛诸脑后，甚至要逐渐废除的人？赵佶，其实也没有好到哪去？

若不是他的干预，这货过几年，就连算学博士也打算废除了。

所以他想要做的事情，不能如王安石那般理想化和激进。

激进固然能振奋人心，可是却容易过刚易折。

所以，哪怕他和赵佶已经成功恫吓了敌人，却也不能让他们产生太大的抵触心理。

那些人也许会心存侥幸，认为实学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意外。

但只有吴晔知道，能够改变生产力的东西，才是真正被时代选中的东西。

实学改革，不过是一片实验田，如果没有及时的正面反馈，它很容易被反对派反扑。

可是吴晔手里，还有不知道多少底牌，可以浇灌这片土壤，让它变得肥沃起来。

吴晔的想法和王安石不同，王安石已经证明过，哪怕借助皇权，太多激烈的变革，也没有个用处。还不如自己，先让实学给朝廷也好，百姓也好，找到一些好处。

等到所有人都意识到离不开它，那事情才是真的办成了。

所以，首先

吴晔找出纸笔，在纸上写出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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