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产、老婆孩子，甚至连自己的名字和过往的一切，一并全都输给了赌坊，后来他剁了三根手指头，再也不赌了。老徐语重心长地叮嘱太子，富贵人家不要沾这东西，再大的家产都能被骗的精光，赌坊根本就是一个圈套，越陷越深，直到失去所有的一切。

厂里有七个女工，说是女工，其实是砖厂烧瓦要压模型，这些女工都是十里八乡的村妇，这些村妇一天只能干两个时辰，压三个模才一文钱，而且一天还不给多压，最多压三百个。

这些村妇不在厂子里，就会出去帮人收麦、挖土豆、打豆苗等等，总归是一年到头不得闲，但是忙忙碌碌，一年到头一看，却落不下多少铜板。

厂里最累的活，是搬运工，又累又不赚钱，把烧好的砖从窑里搬出来，等到降温后，把砖搬到来拉货的牛车上。

按件数，厂里会把钱给把头，把头再给匠人，搬运工的流动性很大，刚眼熟，就走了，而能长久干的就只有老人。

装卸工赚的也最少。

太子在制砖厂见到了六十多岁的老人，驼背弯腰，依旧在搬砖，力气比太子还大几分。

老徐说太子一身的肉，都是虚肉，看着壮，却干不动活儿，老徐说得对，太子一身的肌肉都是练武练出来的，干活往往干一会儿就累得走不动道，钱至忠倒是瞧出了些门道来，是发力的原因。

不是太子习武的肌肉是假的，而是发力的姿势和技巧不对，钱至忠仔细琢磨后，告诉太子该怎么发力。匠人们是讲不清楚该如何发力的，因为他们在长期劳作的过程中，以什么姿势进行劳作，已经近乎成为了一种本能，所以，老徐都不知道该怎么教太子发力，钱至忠看了两天，教给了太子。

太子亲眼见到了刁民，就是好吃懒做不干活的地痞流氓，这些地痞流氓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耍无赖，没什么稀奇的，就是仗着自己一无所有，四处讨点钱粮。

但凡是点生意，都有贱人打主意，砖厂也不例外，一些个游堕乞丐，一些个地痞流氓，就会到制砖厂讨囗子。

每到这个时候，老徐就会提着一杆烟枪，拿着一把有些年头的大刀，往哪儿一杵，对方就灰溜溜的走了。

老徐说他就是吓唬人，早就舞不动刀了，但太子是个习武的人，他看得出来，老徐的功夫确实不错，而且这么些年，没有懈迨。

厂里最大的困扰就是，货款难结，工坊主一年到头，一算账，赚了两千文。

厂里总共用了十七个人，这十七个人的吃穿用度都来自工坊主发钱，工坊主发不出钱，就只能发粮食，因为他只有这东西可以发。

太子学到了一个他起初不理解的词，顶账。

就是用实物冲抵货款，这是厂里最常见的结算方式，偶尔有人会用通宝结账，银子更是罕见，大多数都是顶账，粮食是主要的顶账物品。

粮食这东西很金贵，又不金贵，不逢灾年卖不上价，可遭了灾，又不能卖，因为知道你这里有粮，各种豺狼虎豹就会扑过来。

厂里也有自己的集体活动，太子去的时间不巧，没赶上，初一十五，工坊主吆五喝六，带着匠人们去看大戏，逛大集，但太子看了一场大戏，唱的是老鼠接亲。

太子谈了生产，谈了利润分配、谈了工匠生活现状、谈了匠人们的喜怒哀乐、谈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谈了匠人们的协作与冲突、写了制砖厂里的八卦。

小小的制砖厂，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都说朕英明，以朕看，朕干的也不怎么样，这制砖厂结算货款的方式，多数都是顶账，因为普遍没钱，买砖的农户、乡绅、行商，他们手里也没钱，只能用粮食以物换物。”

“万历维新二十四年，大明还是遍地都缺钱，朕要是英明，还能这样？”朱翊钧总结了一下太子的奏疏，太子写的很好，很具体，越是具体，朱翊钧越觉得自己干的不怎么样。

李佑恭在旁边露出了一个阳光璨烂的笑容，从太子和四皇子出巡的那一刻起，李佑恭就知道，陛下绝对看不到自己的英明。

陛下这么想，其实很正常，因为无论再辉煌的成功，在做成的那一刻，就成为了过往。

“维新之前，一旦天公不作美，就得卖儿卖女卖祖业，挣扎求活，典出去的妻子，多数都收不回来，跟野草一样死亡，无人问津，乡绅们更是无耻至极，到了灾年，他们就跟过年了一样。”

“人如草芥，就是维新之前的现状，眼下大明是缺钱缺的厉害，但这是必然要经历的事儿，是路上必然遇到的坎坷。”高启愚不认可陛下的说法。

太子讲的很具体，大明发展的很好，制砖厂的匠人，除了老徐之外，都有孩子，也都有鞋子，这在以前是根本不敢想的事儿。

就以保定府为例，万历二年时候，保定地方有604个圩寨，各处圩主抗钱粮，擅生杀，州县官禁令不行，灾年不减租也就罢了，还加租，加租也就罢了，还把人堆肥，就是把敢于闹腾的刺头，浸在粪坑里，堆成肥。

高启愚其实特别反感黎牙实，尤其是黎牙实在《论中国》里夸赞中国伐无道。

伐无道的确是一种中国独有的纠错机制，反抗天然正义，可是要触发伐无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