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翀藏起来的那份材料里，主要包含了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是山海集团的帐本拷贝。

这也是这份材料里的主体部分。

毫无疑问是袁静在山海集团工作的这些年，偷偷记录保存下来的。

但不同于常规的真假帐，文档袋里藏着的帐本，不是一本，而是两本。

当然这里面并不包括用于应对工商和税务部门的假帐，假帐数据相关部门都有保存，也没有特意拷贝的必要。

里面两本，都是对内的真帐。

但是梁卫初看之后，立刻就发现了这里面的猫腻。

第一本帐本不应该叫真帐，应该叫有点真的假帐本。

因为这本里的数据，和第二本的也有很多出入。

经过和假帐的仔细对比发现。

第一本假帐，是伪装成真帐的假帐。

是专门用来给股东看的。

或者更准确一点，应该说是专门用来给汪明义的岳父看的。

只有第二本，才是山海集团真正意义上的帐本，毫无疑问就是给汪明义这个董事长看的。

就是说，汪明义在公司的财务问题上，套了两层皮。

表面上，公司偷税漏税虚报成本，获得了大量非法收入。

但实际上除了汪明义之外，其他人看到的帐目依旧是假的，是经过专业财务处理的。

公司真正的利润，只有汪明义一个人知道。

这种情况不是不存在，就是“对外避税”和“对内夺权”。

说直白点就是，张家把汪明义当高级马仔和挡箭牌，但汪明义也不是善茬，明面上搞不过张家，就用帐中帐来釜底抽薪，把大量利润通过各种手段来挪走。

汪明义和张红静，表面上是夫妻，实际上就是相互利用、各怀鬼胎、随时捅刀的合作伙伴。

不，应该叫同党。

汪明义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他牢牢掌握了公司的决策权。

虽然公司大头是张家的，可张家的情况没法儿深度参与公司的经营，既是避嫌，也是避险。

所以只能搞个表弟在公司，管财务，企图以此来掌控公司的根基。

但从这三套帐就知道，这位杨总根本没能力管。

至于谁有这个本事，在张家的眼皮子底下搞出三套帐来，恐怕就只能是袁静了。

这也就解释了，汪明义为什么会特别器重袁静了。

因为这种事情，不是随随便便找个财务来，或者把像宋旭光这样以前码头工人的子女送去学学财务就能办到的。

当然，这三套帐本身就非常复杂，不是公安机关看两眼就能理清楚的。

需要工商和税务部门的专业人员一笔一笔地进行核对审计，最终才能统计出，山海集团究竟非法获利了多少钱，汪明义又偷走了多少钱，以及这些钱的去处。

这项工作，没个十天半月根本搞不完，所以帐本里藏着的猫腻，还要继续等结果才能知道。

第二，儿童星口服液的化验报告，以及多例关于受害儿童的调查记录。

儿童星的化验报告，并非武光本地做的，而是找了南方的一家机构，从报告上的检测时间来看，应该是袁静委托做的。

但关于受害儿童的调查记录，却是李做的。

从逻辑上来看，应该是李在得到帐本和检测报告之后，发起的追踪调查。

他在极短的时间内，一共采访了五名受害儿童及家属，其中有一名儿童因急性肾功能衰竭而死亡，另外四名儿童均不同程度的因重金属中毒而留下了或多或少不可逆的损伤和后遗症。

这五名受害儿童都是长期服用了儿童星口服液的患儿，其中也有人向有关部门投诉过，哪怕是拿着医院出具的重金属中毒检测报告，但还是被以“不存在明确关联性”为理由给打回来了。

最严重的就是那名死亡儿童，当时父母抱着孩子的尸体跪在山海集团的大门口讨要说法，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不久后，儿童星这款产品就下架了。

可能是怕事情闹大了无法收场，也可能是这款产品本来的市场情况就未达预期。

但有一个情况是肯定的，这些事，武光本地的主流媒体，都不曾报道过。

九十年代，主流媒体不报道，普通人就是聋子，信息根本传递不了多远。

但要知道，九十年代，会给孩子买营养品的家庭，已经不是考虑温饱的穷人了。

可见普通人究竟有多难。

李应该就是根据这些采访调查，写了一篇新闻稿，他肯定是想着可以通过自己的职业，通过媒体先把事情曝光，引起舆论关注。

但他只是一个一腔赤诚的小记者，他根本不知道，他要挑战的人能量有多大。

而他留下的这些采访调查资料，包括一份份孩子的住院病历复印件，都将成为针对山海集团的民事诉讼赔偿的关键证据。

甚至还会影响到更多的受害家庭站出来。

材料里的第三样东西，是市局一宗案件的资料复印件。

袁洪兵的自杀案。

在这堆复印件里，却有一份原件资料。

就是老莫在案发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