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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当然是功成名就，享有名望，却害苦了后来者。

思想的封闭导致了元明清三朝陷入了僵化，原本在春秋至汉唐尚有“用夏变夷”、“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等文化主义色彩的“华夷之辨”，在理学强调“严夷夏之大防”的语境下，渐有从“文化之辨”滑向“种族之辨”的趋势。

两宋的思想家与之前的思想家相比，胸襟小太多。

可以说，这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导致异族入侵，让华夏百姓遭受罗难导致思想家们的思想狭隘了。

但把中原民族遭受的苦难，置于千百年来华夏民族形成的历程来看，这点苦难说实话乃是疥癣小疾。

因为“汉族”乃至其前身“华夏族”的本质，从来非纯以血脉界定，而是一个以共同文化认同为内核、不断融合吸纳的文明共同体。

华夏族的诞生与壮大，本就是一部与周边众多部族不断碰撞、交流、融合的历史。

夏、商、周三代之疆域扩张与民族融合，已见端倪；

春秋战国时期，华夷杂处，争霸兼并中文化交融加速；

至秦汉大一统，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奠定了文化认同的坚实根基，将众多不同来源的人群凝聚为“汉人”。

版图千百年来不断地扩大，靠的是什么？难道靠的是谈判？

是打出来的！

为何最后只有汉人人口最多？

难道仅仅是因为汉人能生？

为何诸多曾叱咤风云的古代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等，其部分或全部最终融入了汉族？

那是因为，你不融合进来，那你就整个物理消亡。

那句名言怎么说的来着？

你不让我种地，我就把你种地里。

汉唐为什么有那么霸道？

因为，汉唐实行的就是，你认同我们汉人、唐人的文化，给你就是汉人、唐人，不认同，那你就是四人。

而两宋为什么要在思想上做诡辩？

为什么要把原本的‘华夷治辩’从思想上的争辩，改成种族之辩？

因为两宋，在军事上长期处于被动防御，屡屡败于契丹、女真、西夏、蒙古，失地纳币，乃至最终亡于异族。

在硬实力无法取得优势的困境下，就只能背后蛐蛐人家，只能通过强调血脉至高论来凝聚民心，其实就是放大版的阿q精神胜利法。

这才是为什么马淳很不喜欢两宋的原因。

因为这种思想上的阉割即便在现代社会，也成为很多无知者的口号。

徐妙云端着茶杯，轻抿一口，“我信陛下能懂你苦心。只是夫君你本可逍遥医林，如今却每每卷入这等庙堂深论之中。”

马淳微微一笑，“医者，治病救人；此言，或可医国。二者虽径不同，其心一也。况且，陛下与太子待我以诚，信重有加，我既有所见，若缄默不言，于心何安？此非求闻达，乃尽本分。”

徐妙云凝视夫君片刻，终是嫣然一笑，目中忧虑散去，转为骄傲：“是妾身想窄了。夫君心怀锦绣，志在兼济，这才是真国士风骨。”

“妾身惟愿常伴左右，听夫君剖析这古今兴替之理，便觉天地也开阔了许多。”

马淳起身，伸手扶起徐妙云：“起风了，回屋吧。”

徐妙云颔首，将手放入他温暖的掌心。

夜色沉沉，万籁俱寂。

徐国公府邸内宅，红已熄，唯有角落一盏小夜灯散发着朦胧微光。

妻子褪却潮红后舒适地睡下，马淳一片清明后的脑子里却依旧回荡着刚才议论的议题。

许是佛性后的脑子更加纯粹，他居然更能理解朱元璋的国策。

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敏锐地察觉到，理学那套“天理—纲常—秩序”的严密逻辑，正是他打造高度集权、绝对稳定的洪武王朝所需的思想基石。

科举定于一尊，便是最关键的制度抓手。

洪武三年初开科举，旋即因取士多后生少年、乏于实务而暂停，至十五年复开，十七年颁定成式，其间对考试内容的裁定，朱元璋深度介入。

他不仅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钦定为唯一标准答案，更在诏令中严厉申明：“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毋得毁谤程朱，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

这不是一般的推崇，而是以国家权力强行实施的思想拢断与格式化。

天下读书人，自启蒙至殿试，思想被严格塑造于同一模具。

独立思考、批判精神、乃至对经义的不同阐发，都成了潜在的危险与歧途。

士大夫阶层，从此在很大程度上，从可能的社会批判者与创新源，转型为帝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