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又又又被骂了，和之前一样，他是被所有人骂。

他被骂的原因也简单，你要是夸万历维新，你就好好夸，问题不要谈，不要说；你要骂万历维新，你就好好骂，成果已经有了，就成为了过去，只说问题，不说成就。

高攀龙的《辽东游记》，又写了万历维新的辉煌成果，又写了维新二十四年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这就招到了所有人的厌恶。

朱翊钧看着十一月份的这轮舆论场上的缠斗，有些无奈，他在最高处，他看到的景象，和大臣们不同，他看到的是，大明在反对大明，分化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明显。

每个人、每个集体、每个阶级的利益诉求并不相同，甚至无法共情，这是一切斗争的根本矛盾，而这一方面，高攀龙一本游记，把所有人全都得罪了。

势豪、乡绅是想要反对万历维新的，他们控制着喉舌，这些笔正就是他们的人肉喇叭，毕竟穷民苦力不给他们钱，势豪、乡绅真的给钱，靠卖杂报，才能赚几个钱？

而辽东游记里，描述了一个绝对抑制土地兼并，没有乡绅的样子，这让势豪乡绅们十分的惊恐，因为辽东垦荒的大成功，证明了没有乡绅，百姓们也可以活下来，甚至活的更好。

大明不需要他们，这种生存上的危机，促使了势豪乡贤催动着他们的人肉喇叭，歇斯底里的怒骂，似乎只要把高攀龙骂倒了，这个基本事实就不存在了。

辽东，从山海关到吉林府这一广袤局域，所有垦荒土地是没有田契的，而能证明田土归属权的叫做垦荒照准。

照准是辽东农垦局所颁布，意思是农垦局准许百姓垦荒，如果不种了、抛荒了，农垦局五年就可以收回田土。

因为没有田契，所以无法交易，所以土地兼并得到了遏制，哪怕是借了长租的名义施行兼并，一旦农垦局清丈时核查出来，就会照章收回。

长租不是兼并，因为有被朝廷清丈核查给收回的可能，这就是巨大的风险，兼并田土本身就是为了规避风险，当又被朝廷收回的危险时，兼并就被彻底遏制。

官吏们的立场不明，甚至他们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真心拥护万历维新，还是人云亦云。人是一种群居动物，因为茹毛饮血的时候，不合群的早就死在了残酷的自然淘汰之中，群居、合群就成了刻在基因里的本能。

而正因为合群的本能，官吏们的态度，会时常因为风向的改变发生改变。

时而坚定的支持维新、吏治、开海、住坐工匠官厂法、清丈、还田、均田，时而坚决反对，这都是他，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当时的他们，都是真心实意。

而高攀龙也把官吏们给彻底骂了，因为在高攀龙口中的辽东，贪墨横行，权力有多大，贪墨之风就有多强。

高攀龙在游记里讲，他在锦州城下了车，就遇到了足足六次巧设名目的税，这些税可不是什么稽税院名定的税目，是锦州知州、州衙六房的私自起课，高攀龙直接将其称之为官贼，这么叫是有原因的。走卒贩夫卖点任何农副产品，只要摊位支开，官贼就一拥而上。

高攀龙去了一家腐竹手工作坊，他在这个作坊，就亲眼看到了各路人马到作坊里讨口子。

最开始是各种游堕乞儿，这些人都已经沦落到了游堕的份上，丝毫没有礼义廉耻，撒泼打滚，不要吃的只要钱，因为他们要拿钱回去交差。

这个游堕乞儿，背后都是有帮会的，但游堕乞儿其实要的最少，给点就能打发。

很快，镇里的地痞流氓来到了作坊，地痞流氓讨口子则客气了点，主要是来拉着坊主、匠人们吃酒，骗点吃喝，别看这吃吃喝喝，一年到头可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不得不给，因为这都是人情往来。不给这些地痞流氓就会捣乱，花招奇多，让人苦不堪言，几个工坊都是被这么生生磨垮的。工坊主坦言，他们其实不怕游堕乞儿，也不怕地痞流氓，唯独谈到了“查得紧’三个字，就会色变。查的紧，这三个字，就是锦州州衙六房到各工坊讨口子，吃喝宴请还在其次，一旦无法满足他们的摊派，那他们就会立刻开始“秉公执法’、“照章办事’，可是这章程具体什么尺度，就全看六房酷吏们自由裁量了。

很好理解，老爷说你冤，你不冤也冤，老爷说你不冤，冤也不冤。

这才是工坊主最难应对的，一旦一个工坊面对“查得紧’这个困境，离关门歇业就不远了。工坊主多数都不是读书人，离开故乡到辽东垦荒的都是穷民苦力，他们书读得少，道理懂得不多，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身边的工坊为何很难长久，做着做着就关门了。

高攀龙其实很想说，人的欲望是无法被满足的，因为欲壑难填，官多大才算大？钱多少才算多？“这些官贼最是难以应付，反而这些地痞，一些个酒肉即可打发，而辽东不缺酒肉。”朱翊钧念了一下高攀龙的总结。

“高博士讲的对。”李佑恭作为宦官，为一个士大夫明晃晃的说好话。

高攀龙可是正经贱儒出身，他知道该如何让自己少挨骂，但他写的是游记，做的是调研，其第一要务就是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只说好话，也不会只说坏话。

比如辽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