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古代的儒家知识分子大多都是对君主愚忠的，儒家的传统道德就是将君主放置于万民之上的，而伟大的民主思想，民本思想，是从外国传进来的，近代中国人的思想是由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启蒙的。

教科书里也确实是这么说的么，但其实这是高中课本篇幅有限，宜粗不宜细的结果。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儒生若当真都是忠君大于爱国，为什么清朝时朝廷会有意识的抹杀民间读书人的数量呢？

清代中晚期，民间识字率已经远远低于宋明，甚至是相比于造纸术和印刷术都不成熟的唐朝，也不过是半斤八两了。

后世有一些过于崇拜西方的所谓独立思考人士经常会批判所谓的儒家，一提起儒家那简直是愚昧落后除了愚忠和等级之外狗屁不通，新时代的自由平等全都是西方大老爷的恩赐。

其实这种人懂个屁的儒家。

事实上真正约束皇权的思想就是在北宋开始的，在明末时就已经发展到一个高潮了，顾炎武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都在批判所谓的君权神授，认为皇权非是受命于天，而是受命于民。

王夫之的宋论更是将北宋的政治思想加以延伸，通篇讲的内核观点就一个：君主是为人民服务的，不好好干就干他丫的。

唐甄更是破天荒的在自己的着作里提出了“凡帝王者皆贼也”的激进思想主张，认为皇帝在合理赋税之外多从百姓身上收一尺布也他妈的该死，造反即是正义。

事实上清朝之所以会大兴文本狱，很大程度上还真不是因为害怕百姓怀念前明，实在是儒家思想在满清入关之前，就已经进化到了这个程度，而明末的这场思想风暴，最主要的土壤还真就是来自于北宋时代。

程朱理学本身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只是和某个中东宗教一样在传播到后世的时候统治者故意把其中精髓扔了，专挑其中糟粕弘扬，这才成了程朱理学。

全世界哪个国家没经历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照比英美一比一复制照搬的也不在少数，真的成了事的又才有几个？

说到底其实根本上还是本身的民族思想底子在的缘故，满清再怎么祸害中华文脉，也到底没没祸害绝的。

而说回眼下的这个北宋，君主立宪的思想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士大夫阶级和读书人阶级中尽可能的传播，试探了，因此这所谓的天命论大受欢迎自然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甚至于，这个天命论的内容干脆刊登在了报纸上。

与其一同刊登在报纸上的，还有王小仙那天在政事堂提出的那个问题，也就是大宋的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

然后就是支持不同路径的朝臣在大辩论，各说各的道理。

政事堂那些相公们又不是傻的，这种大事，既然不是官家一个人能决定得了的，那难道就是他们这些相公，仅靠开会就能决定得了的了？

他们这些人商议定了，难道就可以逼宫了么？毕竟理论上来说，赵顼才是最大的，谁又愿意去承受他的怒火呢？

这个时候，那些不太受朝廷控制的报纸自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毕竟，朝廷控制的官方邸报，不可能乱说话，都是在很客观的讨论问题，两派的观点都要发，而且文章都是理智，客观，每一篇其实都相当于是一篇科举策论。

但其他报纸就不同了，就比如尤其是作为反对派喉舌，一直完全都不为朝廷掌控的洛阳报。

傻子都猜得到这件事到了民间和军中会是怎样的舆论吧！

就算你能让老百姓理解，国家的发展需要代价这种道理，问题是谁他妈的又乐意成为这个代价呢？

说白了第二条路，本质就是要人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么。

王小仙这个时候再提减免两税，甚至还提出了部分土地分配的思想，更恶心的是，这些报纸居然将他们这些上层的决策流程，掰开了揉碎了的讲解给百姓去听。

而眼下王小仙更是将这种道路选择的战略问题，和潭州、成都、泉州的民变问题绑定在了一起，显得这样的选择特别的急迫，几乎没什么办法继续拖延了。

而原本想要借机打击这三个地方的知府的想法，这下也全都泡汤了：

如果选择第一条路，那就是直接奔着治标治本去了，需要这三个老牌知府做工作，这一切还是他赵顼默许，勋贵集团谋划的，相当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选第二条路，那他妈朝廷的意思是压根就不管那些盗匪了拿他们当垃圾桶，压根不剿了，那这三个知府自然也是没有责任啊。

以至于眼下，赵顼却是实在有些懵的。

本来么，他都做好了准备，王小仙会进宫跟他讲道理，他们君臣俩人要互相辩论，甚至是大吵一架了。

其实如果王小仙有办法能说服他的话，他也是可以改变主意的。

结果呢？

结果王小仙压根就没来找他。

司马光啊司马光！

你不是保守派么？你不是反对党么？天命论是干嘛的啊！赵顼也看得出来这个思想深入人心之后，政治上是往君主立宪上走了一步